baet365官方网站笔者2010年经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，被任命为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。感到“新鲜”的同时，也深感义务神圣和责任重大，要有所担当，baet365积极参与，勇于实践。笔者有一些陪审实践后，分别在2010年7月13日和2011年1月9日的《人民法院报》发表了《甘当“过河卒”》、《“用心”陪审》两篇言论文章，以抒感悟。言下之意，人民陪审员制度犹如“过河卒”，只能进不能退，而且要“用心”去陪审。

　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作出了“推进法治中国建设”的伟大战略部署，同时提出了“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、人民监督员制度，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”的明确要求，不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至关重要内容。

　　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制度，欧美国家实行了数百年，走在了前列。英国是现代陪审制度发源地，1166年亨利二世颁布《克拉灵顿诏令》，将陪审制正式确立了下来；美国1635年在弗吉尼亚建立了大陪审团制度，并使这一制度沿用迄今逐渐完善。陪审制是现代诉讼制度的显著特征，正如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所说：陪审团制度在维护民主所起的作用上，比选举权还要重要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民主人士沈均儒作为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、史良大律师作为首任司法部负责人期间，都提出过在我国建立新型人民陪审员制度。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一路走来很不平坦。蹉跎近三十年后的改革开放，才顺理成章地又被相关法律提到了日常层面。直到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《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》，才标志着我国陪审制度开始步入法制化与规范化，向着司法独立、公开、公平、正义迈出了一大步。

　　现代陪审制度，作为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，我们应当大胆借鉴，“引进、消化、再创新”，为我所用。但绝对不是一股脑儿地“按照西方的葫芦去画欧美的瓢”，只能选择性地学习和“拿来”。

　　比如，欧美一些国家陪审团成员，动辄数人十数人；一个案子一个陪审团；陪审团成员人人报名，随机选取，三教九流各色人等，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笔者以为，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则大可不必。但是，他们明确规定凡是与原、被告有直接、间接关系的，本人有前科的，一律不能担任，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。

　　笔者以为，我国对人民陪审员实施与同级法官的任命程序一样，由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，baet365应当一以贯之，可以最大程度保证人民陪审员质量，有利于合法参与、履行职责，从根本上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原则和人大监督“一府两院”的基本职能，鲜明地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基本点。

　　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，应当与多党合作、政治协商有机地、密切地结合起来。这样做：第一，有利于使派、无党派爱国人士、新兴社会与经济阶层人士等，更多地在司法层面上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、法律请求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；第二，有利于拓宽多党合作、政治协商、民主法治的空间，使之不再仅仅局限于少部分人士的“一个参加，三个参与”，而能够调动更多的积极因素参与到以法制、法治去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去；第三，有利于发挥他们知识层次、专业水准一般较高、普遍具有较强的政治责任感、历史使命感等优势，提供更多的切实参与机会，将更能促使司法的独立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高效；第四，有利于他们了解社情民意、参政议政、民主监督。

　　所以，在推荐、选拔人民陪审员的时候，应当充分听取派和统战部门的意见，使各派、无党派爱国人士、新兴社会与经济阶层人士，在人民陪审员队伍中占有较大的比例。

　　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我国可以说还是新生事物，不要说一般群众对其知之甚少，就是包括党政领导在内的“精英”层次，很多人也未必能说出个幺二三。否则，当有本职工作的人民陪审员，需要请假参与陪审活动，就不会有难以得到领导同意的情况发生。

　　要让人民陪审员克服畏难情绪、主动学习与熟悉相关法律法规、主动参与陪审实践，就要改变不利于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与发展的“政治生态环境”。这就需要各级党委、政府、司法部门，利用一切普法教育形式以及尽可能利用的宣传途径、手段与工具，宣传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，使之家喻户晓、人人明白、个个支持，不啻是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的一个重要内容。

　　欧美国家对陪审团成员并不要求具有什么程度的法律专业知识，而只是让他们以普通民众的视角去判断案件本身的罪与否，以形成一种不受社会舆论左右的独立见解。笔者前不久就对陪审的一起“民告官”案件提出“官方”败诉的意见，得到法院认可。

　　实话实说，因为我国很长时期以来多有“人治”而缺乏法制与法治，公民的法律意识比较淡漠，更没有形成知法、守法的自觉与自律。因此，应当首先对人民陪审员“强补”“恶补”法制课，起码要让其懂得诸如什么是“刑事”什么是“民事”、什么是“普通程序”什么是“简易程序”这些司法中的ABC，解决他们在陪审过程中“插不上嘴”“开不起腔”“说不出话”“管不到用”的问题。经过人民陪审员的努力，至少可以提供给专业法官在定罪、量刑时有一个更客观、公正的参考意见。

　　我国人民陪审员中，相当部分人员属于在职在岗的“业余陪审员”，要求他们随叫随到陪审，的确存在不少实际困难。因此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对人民陪审员的选拔就非常有必要坚持从实际出发，可以更多地选择时间比较“宽松、自由”的人员如自由职业者，以及更多地选择那些退休的、拥护中国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、时间充裕、有相当文化程度、身体健康、参与陪审意愿较强的老同志，baet365这部分人员可以在整个人民陪审员队伍中占到一半以上，对其中有多年陪审实践经验的，可以连推、连聘、连任。

　　我国很多地方既有人民陪审员又有人民监督员、人民调解员，这种设置似有重复，一是没有太多的必要性，二是各自为政单打独斗，效果也不会太好。因此，笔者以为，上述“三员”可以交叉使用。这样做，可以使那些并非一定要走司法程序的案子，或者过了法庭调查、举证、辩论等程序而适于进入庭外调解（和解）案子做好劝和、调解工作，应当成为中国特色法制社会“和为贵”所追求的理想途径，更是新时期与时俱进地对“枫桥经验”的有益探索。

　　总之，建立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，只会“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,维护国家法制统一、尊严、权威,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”（党的十八大报告语）。（徐宗俦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