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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采集中的baet365法律红线

时间:2023-06-16 22:35:26

 

  baet365近年来,新媒体技术引发的新闻业的根本性变革是有目共睹的。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分发过程——采访、写作、编辑、排版、印刷、发行等流程——在今天已经被大大地压缩和省略。但是,有一点可以肯定,无论新技术如何对新闻业产生影响,新闻业始终要受到法律和伦理的双重约束。

  媒介融合时代,传统新闻业确实有衰落趋势,«东方早报» «京华时报»等当年被看好的报纸在今天已经停刊或休刊。但新媒体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有时也被学界和业界高估,特别是近年来各行各业都在讨论人工智能的影响时,新闻业更加呈现出一种悲凉的气息。究其根本,人工智能对新闻业到底会带来哪些变革? 会不会彻底颠覆原有的新闻采编流程?

  未必有这种可能。现在人工智能对新闻业的影响只是比较初级的, 尤其是人们提及的机器新闻报道,仍然处在低级的阶段,很难替代人工新闻报道。张志安教授在谈到人工智能对新闻业的影响时说道:它带来了新的速度、新的体验与新的分发,但它却不能带来真相与解释。换言之,对于新闻现场的信息采集和深度解析,人工智能无法完成这项任务。目前来看,人工智能充其量只能为传统新闻业提供补给的力量,而不能充分替代传统新闻业。所以,研究传统媒体的新闻采集和报道中的法律问题,对当下的新闻业发展来说,仍然有必要而且很重要。

  2011年11月8日baet365,《南方都市报》记者成希发表题为《妻子遭联防队员毒打丈夫躲隔壁“忍辱”一小时》的报道。报道称,31岁的杨武与妻子王娟(均系化名)在深圳市宝安区某街道租房开了间修电器的小店,10月23日晚,杨武的同乡、西乡街道社区治安联防队员杨某来到他们家,毒打并了王娟baet365。杨武出于恐惧,在杨某对妻子施暴的过程中始终躲在杂物间报警,未敢出来制止。面对后来的责骂,杨武称自己“软弱、窝囊、没用,是世界上最窝囊和最没用的丈夫”。

  这篇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为了报道这条新闻,多家媒体的记者找到杨武家,用摄像机、相机、话筒和录音笔将杨武及王娟团团围住,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们逼问事件的经过。尽管《南方都市报》此前的报道已经描述了受害人王娟的精神状态,称她“自事发后一直躺在家中不愿见人,也不愿与人对话,不吃不喝,精神失常,还时常撞墙”,并有自杀行为baet365,但蜂拥而至的媒体仍然一直逼问到王娟用被子捂住脸,杨武痛哭流涕地下跪哀求。

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认为:老实的杨武还要恳求记者出去,他不知道,这时记者的行为已经逾越了法律的红线,是对他们隐私的侵犯。根据我国的法律,他可以据此起诉侵权的媒体和记者;媒体为了煽情而披露公民的隐私,应当承担法律责任。

  2012年5月,广东省打击制假售假专项行动小组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。会议上,省“三打”办副主任、省政府副秘书长林英传达了省领导的重要讲话,“我们要鼓励新闻媒体记者选择打击制假售假典型案例进行暗访,必要时还要安排公安人员进行保护”,以确保记者更深入地调查和跟踪报道。省打击制假售假专项行动小组组长赖天生补充表示,参与暗访的记者名单将提前上报宣传部及公安厅,以便安排便衣警察确保记者安全。同时,他还强调将对成绩突出的记者记功表彰。

  “将参与暗访的记者名单提前上报宣传部及公安厅,以便安排便衣警察确保记者安全”这一做法引起了学者和媒体人的热议。

  媒体人小诗认为:这种做法对于保护暗访记者的安全来说是件好事,但是要防止警察的保护变成记者采访的限制,否则就适得其反了。学者梁文永认为:警察部门对制假售假负有侦查义务,不支持记者冲到制假售假侦查第一线。派警察保护暗访记者,不如重视记者的举报,派记者作为“随军记者”,随同警察前往侦查第一线。媒体人张旭认为:这些调查工作不应该由媒体做,应该由专业的部门如质监局、工商局、药监局、农业部、工信部等去做,因为这些部门都有专业的机构。如果由记者代替这些部门去调查,只能反映出这些部门的不作为,或者说失职。

  一般而言,新闻工作流程可以拆解为两个步骤:第一步是新闻记者的信息采集或信息获取,第二步是新闻报道或新闻评论。

  关于新闻记者的信息采集或信息获取行为所引起的法律问题,国内传播法教材和专著也常涉及。例如,魏永征教授的教材涉及证券信息的采集、隐性采访的法律问题、新闻记者的采访权等。孙旭培教授的教材涉及新闻采访中的法律问题、记者对消息源的保护问题、司法信息的获取等。顾理平教授的教材涉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权、隐性采访的权利与义务等。邵国松教授的教材主要讨论的是网络信息传播中的法律问题,几乎不涉及新闻采集中的法律问题。可以说,以上列举的教材,其主要写作目的都不是专门针对新闻采集或信息获取环节的。

  国内学术界对于新闻采集或信息获取引起的法律问题不够重视,新闻采访、写作等实务类教材可谓丰富,但几乎不提新闻采访和信息采集过程中的法律伦理议题(即使涉及,也只是零星),普遍只专注于对采访写作方法、基本文体的介绍等。笔者认为,在媒介融合时代,对于新闻采集或信息获取中的法律问题,新闻学界和业界也应该投入相当的精力来关注。

  彭桂兵,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教授、华东政法大学“经天学者”(青年岗)。致力于新闻学与法学的跨学科研究,促进新闻专业化发展。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青年项目等多个课题,正在主持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、上海市哲社项目。出版教材《媒体道德与伦理:案例教学》(合著)、《新闻采集与法》等。在《新闻与传播研究》《新闻大学》《国际新闻界》《现代传播》等期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。获“上海市教学成果奖(高等教育)二等奖”、“《新闻与传播研究》第八届年度(2019年)优秀论文奖”“上海市一流本科课程”等教学科研奖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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